编者按
走进一个时代，见证一批名家，感悟一代风华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，文艺成为这一重大时间坐标上的激昂“交响”。即日起，江南时报推出“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——致敬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”融媒体新闻行动专栏，聚焦1935年至1948年延安时期的江苏籍文艺人，从百年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新华日报史的交融结合中，追寻他们的红色足迹，丰富该群体的相关研究，以“名作流芳”“跋涉先行”“峥嵘印记”“一代风华”为坐标维度，生动呈现“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”的感人故事和特殊贡献，彰显江苏革命前辈的情怀与风貌。从崭新角度充实丰富“红色江苏”的内涵与外延，开启“红色江苏”研究的新华章，激发我们增强文化自觉、坚定文化自信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。
吴印咸：追光而行，让珍贵历史瞬间永远定格
在延安文艺纪念馆众多珍贵的展品中，一台通体黑色、金属外框的135照相机，历经峥嵘岁月，至今仍闪闪发亮。八十余年前，在中国摄影大师吴印咸及其主要助手马似友等摄影名家的手中，这台相机曾捕捉到延安的云卷云舒、碧波轻漾、山丹丹花开满山野背洼，定格住身着粗布军服的战士们闪闪发亮的双眸，记录下新中国成立前后无数个珍贵的历史瞬间。
“吴印咸用电影摄影、照相摄影等手段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大量重要的历史场景，在中国电影史、摄影史上写下了杰出篇章。他被誉为红色摄影大师、一代摄影宗师、中国摄影之父。”《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》作者，南京图书馆馆长、教授陈军介绍，吴印咸来自宿迁沭阳，马似友来自镇江。1938年，两位江苏籍摄影师先后启程，毅然奔赴延安，以镜头记录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。
《挥手之间》 吴印咸 摄
《拓垦南泥湾》 吴印咸 摄
01
自学摄影展才华立志成为“风云儿女”
1900年9月，吴印咸出生于沭阳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，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二。他的父亲吴铁秋是沭阳的教育家，创办了当地最早的私塾。在这里，吴印咸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。
16岁时，吴印咸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半工半读。三年后，吴印咸在亲友资助下，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，同时也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吴印咸在街边旧摊上发现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。三块银元的标价，对于普通学生而言价格不菲。吴印咸徘徊良久，最终还是决定买下这台照相机，又陆续买了过期的胶卷、相纸等，在宿舍的床铺下面亲手建立起简陋的“暗房”。学画之余，他开始自学摄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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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返乡后，吴印咸先后在县高等小学、县立初级中学、沭阳师范学校教授美术。小桥流水，美不胜收，家乡的风土人情成为他摄影创作的清新素材。
1932年，在昔日同窗好友许幸之的帮助下，吴印咸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任布景师，兼写预告片的美术字幕和拍摄预告片的动画。首次接触电影艺术，吴印咸就被其新颖而独特的表现力深深打动，白天给电影摄制组画布景，晚上边观察摄影师边学习。凭借着良好的艺术悟性和深厚的美术基础，吴印咸在电影艺术上表现出极高的天赋。
“田汉和阳翰笙已被捕了，这部片子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有推动鼓舞作用，我们要尽快把它拍出来，和反动派作斗争，这是我们在外边的同志应尽的责任。”一天，电影艺术家夏衍找到许幸之，建议他和吴印咸由天一影片公司转到电通影片公司，拍摄由田汉编剧的电影剧本《风云儿女》。怀着赤忱的爱国之心，吴印咸欣然应邀，主动扛起摄影重担，他巧妙地利用镜头变化、光影层次来衬托人物形象，增强电影感染力。
经过众人不懈努力，1935年5月，《风云儿女》在上海公映，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电影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不仅吹响了激励广大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，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《风云儿女》的拍摄过程深深影响了吴印咸的一生，他意识到只有投身民众运动的洪流中，不断追求进步，才能实现对民族、对社会应有的责任。
连续参与拍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《都市风光》、革命历史题材影片《生死同心》、赞美普通劳动人民的《马路天使》……吴印咸在实践中不断打磨拍摄技巧。“他在对光线的处理、角度的选择、画面的构思和技术技巧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、更大胆的探索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。其中《马路天使》成为上世纪30年代电影的经典之作。”原中国照片档案馆研究员蔡毅表示。
吴印咸
吴印咸使用过的135相机 延安文艺纪念馆藏
02
披荆斩棘赴延安 生动记录革命岁月
“延安！延安！”夜幕低垂，在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马路上，约里斯·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约610米长的电影负片交给吴印咸，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出“接头暗号”。
两位不同国籍的电影工作者，为了同一个神圣使命相聚，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当时，两人在夜色里匆匆告别，都没有看清对方，直到1957年重逢于北京时才彼此相认。
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吴印咸为了生存，在太原、上海、香港等地辗转奔波。1938年，吴印咸在香港拍摄电影。初夏，友人袁牧之给他发来一封电报，请他到武汉商量要事。原来，周恩来想组建一支八路军自己的电影队伍，邀请袁牧之到延安、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拍摄纪录片。擅长导演的袁牧之对摄影并不在行，基于在多次合作中对吴印咸拍摄技术和为人品格的考量，希望吴印咸能够同赴延安。
对民族危机的紧迫感，促使久居江南的吴印咸下定决心，奔赴延安。出发前，他在周恩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同志的帮助下，专程赴香港购买了摄影机和胶片。返回武汉后，他又得到了荷兰著名导演约里斯·伊文思的帮助——约里斯·伊文思正在中国战场拍摄纪录片《四万万人民》，得知此事，毅然决定将随身携带的“埃姆”摄影机送给八路军。
深知党的经费有限，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吴印咸又自掏腰包购置了三台相机和胶片，其中一台是德国“维阿他”135照相机、一台是德国“伊可弗莱斯”120双镜头照相机，还有一台是专门拍摄4英寸胶片的木壳照相机。
万事俱备，吴印咸和袁牧之乘火车离开武汉赴西安，又装扮成八路军战士辗转抵达延安。到达延安后，吴印咸振奋不已，他在给好友许幸之的信中写道：“（延安）这里实在值得人们兴奋，到处充溢着新气象……”初到延安的吴印咸用他手头的135照相机定格不少精彩瞬间。尽管生活艰苦，但他被延安朴素积极的氛围深深感染，透过镜头捕捉到处处洋溢着的乐观与坚定。
1938年9月，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一个电影机构“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”（以下简称为“延安电影团”）成立，吴印咸担任技术及摄影负责人，袁牧之担任艺术及编导负责人。
同年，镇江著名摄影师马似友经电影家钱筱璋推荐，从武汉来到延安参加革命。马似友出生于1919年，早年曾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学习剪辑、录音技术，练就一身精湛技艺，后来担任延安电影团党支部书记、摄影队业务骨干，成长为吴印咸的得力助手。
吴印咸、袁牧之等人从武汉带来的摄像机、照相机和胶片，构成了延安电影团的全部“家当”。其中一部135相机日渐陈旧，不再用于电影拍摄，后来作为摄影训练班的教具使用，由马似友保管。
1938年10月1日，由袁牧之、吴印咸、马似友等人组成的延安电影团摄影队，在黄帝陵前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记录电影的首个镜头。周恩来为该影片取名《延安与八路军》，主题是“天下人心归延安”，希望通过影片唤起所有华夏儿女热爱自己伟大民族的崇高感情，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
1940年6月，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由吴印咸主持延安电影团的日常工作。当时，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，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。“没有放大纸，他就以印像纸来代替；晒印、放大都是利用电光，但是延安没有电机设备，他就改用天光；没有放大机，他便把照相机改为放大机……”1945年3月3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刊发《电影技师吴印咸》，详细介绍吴印咸如何带领延安电影团因地制宜、开发资源，克服重重困难。
1962年11月9日《新华日报》 （文章配图《白求恩大夫》 吴印咸 摄）
03
辛勤耕耘结硕果用心定格永恒瞬间
古老的小庙中，两个药驮子上架了一块门板，组成简陋的手术台。由于医用手套用尽，白求恩挽着袖子，露出双臂，正神情认真地为伤员做手术……1962年11月9日，《新华日报》刊发战士杨如福的回忆录《白求恩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》，文章配图、著名的《白求恩大夫》，正是由吴印咸拍摄。
1939年10月，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一次反“扫荡”战斗中，吴印咸跟随部队采访，来到保定西北部山区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村这座小庙，正赶上白求恩做手术。由于空间昏暗狭小，又没有闪光灯，拍摄起来很有难度。吴印咸手持相机耐心等候，当一缕阳光从左侧照在白求恩身上，吴印咸心中大喜，迅速按下快门定格珍贵瞬间。
《白求恩大夫》是白求恩生前最后一张工作照，不仅为后世诸多文艺作品提供了权威形象资料，还多次被选入语文教科书。吴印咸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挂在房间里，一生用白求恩精神激励自己：“别人的座右铭是一句话，而我的座右铭就是这张照片。”
1945年8月28日，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，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谈判。登上飞机前，毛泽东在机场与送行同志告别。著名作家方纪曾描述：“主席伟岸的身形，站在飞机舱口，坚定的目光，望着送行的人群，宽大的手掌，握着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，慢慢地举起，然后有力地一挥，停止在空中。”这一挥，给予全国人民坚定的信心。吴印咸在现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熟练的摄影技巧，迅速拍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《挥手之间》。
拍摄中国人民电影史上记录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第一个镜头、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、摄制完成大型纪录片《南泥湾》、留下中共七大的完整影像文献记录……宝塔山下八年烽火青春，是吴印咸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创作的高峰时期。他始终庆幸，自己在“革命摇篮”延安度过了人生最引以为荣的岁月。
1945年，党中央决定延安电影团随东北挺进纵队前往东北新区工作。1946年8月，马似友因一路操劳、身体虚弱，行至安东时染上斑疹伤寒，不幸病逝。他留下的唯一遗物，正是那部135相机，成为妻子杜群的精神寄托。2019年，96岁的杜群将这部相机捐赠给延安鲁艺文化园区。
1946年10月，东北电影制片厂（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）正式成立，参与前期筹备工作的吴印咸担任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，随后组织领导拍摄了《桥》《中华儿女》《赵一曼》《白毛女》《钢铁战士》等优秀影片。作为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”，东北电影制片厂还举办了多期训练班，吴印咸在课堂上为大家讲授摄影课程，培训各类干部人才数百人。
当东北电影制片厂逐步发展壮大，吴印咸又于1955年被调到北京，筹建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——北京电影学院，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。
“社会主义的摄影艺术，应该以典型的艺术形象，去表现我们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。”新中国成立后，吴印咸把镜头对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记录时代崭新面貌。1992年，吴印咸被中国电影摄影第一届评奖委员会授予“电影摄影优秀奖”之“特别奖”。
1994年9月7日，吴印咸在北京逝世。回顾闪耀的一生，他始终以镜头为武器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懈奋斗。
今年7月，“追光者——吴印咸影像艺术之路回顾展”亮相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，精选他在影像领域70余年间近150幅作品进行集中呈现。人们走进展厅，在一幅幅名作中回溯往昔峥嵘岁月，感受红色精神的磅礴力量。策展人徐明松表示：“这不仅仅是吴印咸个人的摄影编年史，更希望人们从中国现代摄影史、革命史的角度去看待他的文化情怀。”
江南时报记者 姬传涛 张梓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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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徐 曦
审核：侯力明
终审：管云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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